古老的概念因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得以扩张，或者受到限制，或者发生了转化。
由于司法机关自身没有独立统一的管理体制，地方权力和地方势力会以各种理由影响、干扰司法，少数地方的领导部门、领导人也会以指示、批示等形式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发号施令，可以说地方对司法的侵入、渗透、牵制空间广阔、畅通无阻。可以说两大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有共识、趋同步，高度注重司法改革的协同推进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要严格依法界定不同审级的司法职责，严格案件自下而上的请示汇报程序，请示案件以普遍性的法律适用问题为基本要求，使建立在案件管辖基础上的审判责任清晰化，彰显二审终审制度、审判监督程序制度上的独立性。诉讼是一个渐进的严密的链条，法院、检察院各自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是断然割裂的，相反是互为牵肘、相互对应的，无论是司法权的优化配置、司法权运行的程式，彼此都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中，特别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涵盖诉讼的全过程，因此，法院、检察院关于内部司法权的配置、运行、管理、监督方面的改革政策应当相互通气、相互尊重，共同强化司法权的功能，增强司法权的运行质效。这有利于高级司法人员管理的职业化、稳定性，增强终身从事司法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和检察机关的检察委员会成员都应当担任合议制、合议庭办案组织的负责人，直接办理重大有影响的案件，既减少宝贵的办案资源的浪费、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又能从办案的具体感受中有针对性地改进司法工作。这同样有利于对司法体制改革成果的检验。
两大司法机关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对于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根据党管干部的原则，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在向同级党委汇报的同时，必须报告上级检察机关，由上级检察机关与地方党委共同负责对案件作出决策，避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更多地受地方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说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因而，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必然是体现党和国家执政为民的理念和社会公众的公平诉求，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建设公平中国。在社会各个领域，人们之间能力有高低，结果会不同，但机会公平了，心态也就会平和许多。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会上尖锐地指出：群众反映，现在一个案件，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不托人情、找关系的是少数。只有实现了法治强国，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
国家治理的效率通过法治可以更好地实现。中国古代法家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理念的。
把《宪法》第14条第4款修改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土地。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全社会的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法治体系的形成与有效运行既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3]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认为：善治是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私人部门在形成公共事务中相互作用，以及公民表达利益、协调分歧和行使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各种制度和过程。
1982年《宪法》是在我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不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社会，更加鲜明地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要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之所以是善治，首先在于法治优于人治。
形式正义的法治理念把法治看作形式正义在法律制度方面的实现。[7] 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中，虽然机会公平并不能确保结果平等，但它为每个成员的发展提供了公平参与和实现梦想的可能性。
但是，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不同，法律体系是法律的规范体系，法治体系则是法律的运行体系，一个是静态，一个是动态。同时，由于建立了明晰的人权制度、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制度、诉讼制度等，为经济社会主体确立了制度信心，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保障了自由竞争，实现了政治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在法治的框架内持续增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因此，合法性的发展就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人是受法的统治而不是受人的统治的观念因此产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研讨扩大了国家之间在加强法治方面的共识，体现出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法治世界的愿望。这个转型是法治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转型，是中国法治转向科学发展的过程，需要为此付出艰巨的努力。这种基于顶层设计的逻辑联结是实现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公平中国、美丽中国、法治中国等建国目标和强国之梦的强大动力。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党和人民，人治危险得很，人治靠不住。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此外，就紧急状态、元首国事活动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任期制、国歌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世界范围内的法治现代化肇始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法治的现代化进程。[20]改革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通过立法来引领改革方向、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法治红利。
和谐（和）也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这种法治不过是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而已。
宣布坚持改革开放，把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完整地体现在根本大法之中，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突出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及其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关系，把民主和文明前面的定语高度删掉，使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与可能相适应。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地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宪法保障。[18]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28日）》，载《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也是人民群众的共识和关切。
我国某些地方频频发生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通信秘密、生命、财产等人权和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究其原因就是人权和公民权利还不够神圣，有些官员不把人权和公民权利当回事。国家治理的各项制度总体上最终都要汇总于、表现为法律制度体系，即法制化的制度体系。
意味着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国家活动必须服从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正义的原则、公平合理且迅捷的程序保障原则等等。四是反思和追问国家和法的价值，推动法治和国家治理的制度创新。
基于这种判断，法学界、法律界人士提出要加快从法律大国转型为法治强国。每一次修宪、每一条修正案都是对宪法本身的重大完善，更是对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制度的法制化和定型化，都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权利公平包括三重意义：一是权利主体平等，排除性别、身份、出身、地位、职业、财产、民族等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公民皆为权利主体，谁都不能被排除在主体之外。他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机会公平也称作机会平等。有的重要改革措施，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定程序进行，不得超前推进，防止违反宪法法律的改革对宪法法律秩序造成严重冲击，避免违法改革对法治的破窗效应。
3.人权价值 确认和保障权利是法治的真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治理的精髓所在，也是国家现代性的根本体现。【注释】 [1]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菲尼斯认为，法治是这样一种良好的状态：法律规则是面向未来的而非追溯的。法治中国的内涵比法治国家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具中国特色。
充满活力意味着人们享有广泛的自由，诸如：人身自由，不因性别、出身、血缘、籍贯、财产、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受到管制和歧视。就当代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而言，我们走的是一条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与五大建设[22]相适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法治现代化。
